《金融时报》最近连载一个「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专辑，检讨导致环球危机及加剧贫富悬殊的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已开到荼蘼，另一边《经济学人》则大谈政府大举介入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否才是资本主义的未来。昔日气焰凌人的华盛顿共识不再馨香，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共识？到特首曾荫权都晓得在世界经济论坛指指点点，教欧洲政要处理欧债危机，还博得不少掌声，我估计开始有人相信。

究竟内地是否真的有一套成功方程式，可以出口予其他国家复制？我最近阅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去年的著作《辩论中国模式》，感觉与儿时看吴刚师父表演杂技一样，家庭观众千万不要乱学。

丁学良提三大系统互动

丁教授在书中认为，目前坊间所讲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并无严格定义，而且很西方视角。他尝试给中国模式下定义，认为包括三大系统的互动，分别是 1.核心列宁主义。即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架构； 2.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除了军警机关外，还包括党组织对工作单位及居住点的控制、城管队及庞大的电子监控大军； 3.政府管制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占 GDP三分之一的经济系统。

一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模式，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讶异于内地近年的迅速发展。作者认为，中国走的其实是典型的亚洲增长模式，不少东南亚经济体都曾有过类似的超速经验，即在 30年以上的时间里保持过平均每年 7.5%至 8.5%的增长率。

同时，高速增长的代价，是弱势地区及群体的广泛剥削及掠夺，例如女性及农民。中国产品的优势，可说是牺牲人权及环境得来。最近《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结论是苹果不可能把制造 iPhone的工序搬回美国。当 iPhone生产商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以管理动物的心态来管理内地的逾百万员工，竟没有遭遇反抗，甚至得到官方配合，美国要抢回这些职位，可说是痴心妄想。

作者认为，中国这种模式已导致广泛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及城富乡穷，在后金融海啸年代，出口再不可恃，过度投资又只会导致浪费及银行亏损，是到了变革的时候，中国需由现时的特权资本主义、小众市场经济，迈向能令更多人受惠的大众市场经济。他开出的药方，不外乎改善教育、职业再培训及医疗服务，以及鼓励民间创业、减少国企垄断。只有这样，经济发展的好处才能由更多人分享，国退民进，令内需真正的热起来。

仍处动态发展 考验重重

作者也深知，这些改革多年来始终讲多过做，是因为根深柢固的利益集团从中作梗，要突破这障碍，作者认为最可能是开放民主参政。不过，要这些手持巨大维稳公器的官僚特权自甘放权让利，在没有兵临城下的危机催迫下，我认为比要希腊政府紧缩开支更难。

本书篇幅不长，但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脉络清晰，读来丝毫不觉乏味，美中不足之处，是未能提出一个具说服力的药方。总括而言，中国模式仍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仍会随着内忧外患的压力而演化，它能否自我修正及复元，达致一个更人性化、可持续性的稳定架构，仍面临重重考验。

By Armen Levitt

作者注：原文为外文写作。为便于广大网友阅读，本文现改为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