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man的博客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这是日本80年代畅销漫画《北斗之拳》的主角拳次郎，向被他打至五劳七伤仍懵然不觉的敌人说的口头禅，也是我回顾希腊这两年多的折腾后，挥之不去的句子。由最初没有人相信希腊政府会违约，到最后要强迫债权人「自愿性」参与违约；由誓神劈愿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到现在要测试防火墙是否硬净。那份摆脱不掉的宿命味道，非常有北斗Feel。

故事是这样急转直下的，5月初希腊国会大选，两大政党新民主党及泛希社运（ PASOK），得票均逊于预期，其中泛希社运的国会议席急跌，沦为第三大党，成绩是30年以来最差，激进的左翼联盟 Syriza一下子，由边缘政党的位置，变身成第二大党，其他小党亦各有不少进账。

激进左派　左右大局

由于新民主党以及泛希社运两党的议席，加起来也不过半数，故此要游说其他政党成立执政联盟，变相令 Syriza成为关键少数，主宰了联合政府的组成，37岁的党魁齐普拉斯（ Alexis Tsipras）怎会不趾高气扬，以反对紧缩方案上位的他，高调要求两大党的党魁签悔过书，表达对代表希腊签下野蛮的紧缩盟约的悔恨。他的高民望，主要是推销一幅两全其美的愿景──希腊可以不勒紧肚皮，同时又可以处理好债务，留在欧元区。

目前看来，能成功组成执政联盟的机会不大，希腊可能要于6月中举行大选，若届时以 Syriza为首的反对紧缩派上台，很大可能把与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订下的协议推倒重来，就算未能执政，这强大反对势力，仍有力量在国会左右未来两年的紧缩方案。

明眼人心知不妙，因为希腊政府若不依约改善财政及推行改革

刚过去的周末，是欧洲的超级选举日，最瞩目的，自然是法国总统选举次轮投票，萨尔科齐（ Nicolas Sarkozy）的总统生涯终告「煞科」，由左派政党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 Francois Hollande）胜出。 

萨尔科齐2007年时以超高民望当选，但5年下来，民望有如曾特首般水银泻地，今次为争取连任，连5年前刚当选时，接受富豪款待坐私人游艇的旧闻，都要道歉再三。奈何形势比人强，选民面对当地12年高的10%失业率，高达 GDP86%的国债，呆滞的经济，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紧缩方案，已失去对萨尔科齐的耐性。

另一边厢，希腊的国会大选，两大执政党均未能取得逾半数议席，反而极左及极右的小党得票不少，令希腊要组多党联合政府，以避免变成悬空国会（ Hung Parliament），或要再次举行大选。

各国皆「谁执政，谁输」

其实以上的选举结果并不叫人意外，与上周英国及德国的地方选举，选情可说相当一致，都是「谁执政，谁输」，当执政党要痛下杀手，要求通过公务员减薪三成、延长退休年龄，兼夹大举加税，但同时间选民又看不到经济有起色，高失业率依旧，于是选民眼中的执政党，越看越似林公公，民望插水的情况亦相若，下场当然无法避免。

执政党失势，有时也并非因为出现了一个「好打得」的选择，很可能只是选民不想眼寃，觉得衰无可衰，变好过不变，也懒理摆在面前的另一个，是否心水之选，是左是中还是右。于是法国17年来首次选出左翼政党执政，希腊则同时向左走向右走，让极左极右政党尝到甜头，德国之前则有鼓吹取消版权的海盗党冒起，英国地方选举，则重投工党怀抱，而西班牙则选出右倾政党，总之是禾雀乱飞。

上世纪初，欧洲曾有一个大辩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是美国还是阿根廷？当时阿根廷的人均 GDP，已跻身先进国家之列，谁料数十年后，阿根廷竟然一沉不起，跑输美国几十条街。

堕中等收入陷阱

进步不是必然，现实中经济呆滞比增长的例子更普遍。菲律宾一度被视为明日之星，上世纪 20年代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其后不进则退，竟然堕进低收入国家之列。原来，中年危机是所有国家要过的大关，对内地来说，更加是奇难杂症，近日世银及外资行纷纷发表报告，为中国把脉。我认为内地的中年危机，可归纳为三个征状：

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地方的经济由低收入进身中等收入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易走的坦途都已走尽，低工资的优势开始消失，人家的技术亦已抄袭得七七八八，要更进一步，便要真的动脑筋，否则生产力及经济增长均会明显放缓，很多不懂转型的国家，便因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此固步自封。 1960年时的 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只有 13个到 2008年时，能进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病征多出现于人均 GDP（经调整购买力）到达 1.5万至 1.6万美元间，瑞信预计，中国将于 2018年到达这水平，届时生产力便有撞墙的风险，经济增长急速放缓至 4%至 6%也非出奇。

民工荒爆发　靠产业转型

刘易斯拐点──过去苹果的代工商鸿海，可以深夜到员工宿舍动员 8000员工，实时开工装嵌改了设计的 iPhone，在美国打工仔眼中，这是匪夷所思。不过，随着内地进入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这项奇技可能慢慢成为绝响。

在经

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先后4次陷入以长期失业率为特征的经济萧条之中：这些萧条分别爆发在1930年代的美国，1930年代实现工业化后的西欧，1980年代再次在西欧爆发，最后则是1990年代的日本。而其中较近的两次经济萧条都对此后的经济产生了漫长且深远的影响。

在这两次萧条中，欧洲或日本想要重新恢复到——或者事实上恢复到——衰退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的话，就得（或者说可能）花费数十年时间才能重回到这一水平。而要不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令欧洲沦为（二战）战场的话，我们也无法设想1930年末在欧洲爆发的那场萧条会引发何种后果。

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未被打断的例子只有一个：在二战后，美国的生产率和就业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明显影响。当然，如果不是投入人力参加二战，美国1940年后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冲击。结构性失业高企，资本储备低于常量，这就是1930年末美国动员参战和亚欧战事大规模爆发之前的真实情况，

在美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始于2008年的经济衰退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未来。那些著名预测家们——无论是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在不断调低对美国长期潜在GDP的预测数据。

比如说，就业人数一般会在商业周期的谷底止跌回升，但在过去两年半里，这一指标却持续下滑。至少，部分货币政策制定者据此认定把美国近期失业率的下降简单解读为失业率下降就是就是就业人口增加——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人口退出就业市场——并以此作为更严厉紧缩政策的依据。而与此同时，同样的过程和反应也在欧洲上演——甚至程度更为剧烈。

更重要

已故的共产党元老陈云曾提出「鸟笼理论」，把社会主义制度喻作鸟笼，而经济体制则是笼中鸟，鸟儿可以自由飞翔，惟独不可以飞出鸟笼。「鸟笼理论」曾经是成立经济特区背后的指导思想。此时此刻，我却联想到人民币汇改。

人民银行上周末突宣布，容许人民币兑美元有更大的汇率浮动弹性，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每日现汇波幅，由以往不可偏离中间价上下的 0.5%，扩大至 1%，意味由昨日起，人民币可以在一个更大的鸟笼中飞翔。

一石几鸟　抵抗国际压力

内地有此一着，被视为一石几鸟。其一，是人民币升了几年，已差不多到合理水平了，因此容许市场多点主导汇价，也不会令人民币失控升值。相反，如果人民币因为经济放缓、外贸转弱与外资流出，而有贬值的倾向时，即使被欧美政府指指点点，也可推搪为市场力量使然，不是有形之手的干预结果，有助抵住国际压力。

其二，释放经济安好的讯号，好像公司透过派发现金股息来传达财政状况健康的讯息，是次扩大人民币波幅，中央也试图藉此表达对经济无碍的信心，因为若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扩大波幅便相当捉虫，只会令汇率变成脱缰野马，在十八大换届之时出现这情况，乃不利平稳过渡的政治大忌也。

近日薄熙来事件，令外界不断猜测，中央正面临改革路线之争，此时有大动作，也可以起到释疑的作用，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出现变卦。

其三，虽然人民币在新措施下，不会加速升值，但进一步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却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制造有利条件，汇率波幅扩大，令对冲人民币风险的成本上升，反而可以鼓励更多贸易直接以人民币结算，而银行亦可因应推出更多产品发掘商机。

欧元区决策者和政客毫无可指摘之处：他们已经做好了分内事，增加了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规模以支持货币联盟中苦苦挣扎的成员国。现在，轮到世界其他机构——即IMF——站出来提供更多的资金了，欧洲财政部长们正在华盛顿的IMF/世界银行会议上提出这一要求。

换句话说，欧洲官员们认为，IMF理所当然应该支持欧元区，好像这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义务似的。实际上，即便欧元区各国能够同意大幅增加ESM的规模，IMF也有充足的理由不给予任何后续支持。

欧元区是一个如同美国那样的联邦还是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集体，这可不是由欧元区领导人说了算。欧洲领导人总是往有力的方向用欧元区比照其他发达经济体。

他们指出，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预算赤字要低于美国和英国，公债水平则差不多。与美国和英国不同，欧元区各国加总后存在经常项目盈余（用政客们常用的话说，欧元区能够“自力更生”）。他们还相当骄傲地说，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与日俱增，并信誓旦旦地宣布要竭尽全力捍卫货币联盟的统一。

但同样是这群决策者，却认为世界其他部分应该拯救欧元。此时，欧元不再是极其成功的统一货币，而只是一种一组主权债权国和债务国共用的货币而已，因此IMF有义务支持债务国。

不得不说，如此立场相当怪异。想象一下，美国联邦政府决定不再支持密西西比，转而要求IMF支持这个贫困的南方州。世界其他部分——以欧元区各国政府为首——理所当然会对此不屑一顾。类似地，IMF也不会帮助印度——该国人均GDP还不到欧元区的十分之一——出资援助极度贫困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

欧

尽管人们在创造一个更一体化也更稳定的全球经济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一份由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发表的名为《可复原的人民，可复原的星球：一个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则认为，目前的全球秩序未能，甚至根本无法实施真正“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重大改革。

该报告代表了一种关注“地球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以及经济发展”的远景，同时还提出了56项政策建议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这也堪称迄今为止在根本上重新设定全球经济方面最为响亮的国际呼声。

但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报告内容中，我们却无法找到太多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其最具价值的短期建议——用更全面也更具概括性的财富测量方式来取代当前的发展指标（比如GDP）——看上去更像是某种亡羊补牢式的修修补补。而如果没有迅速而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来令可持续发展优先于现状之上的话，那么这份报告就可能重蹈1987年那份开创性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的覆辙——正是当年那份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同样呼吁类似的范式转换，却最终遭到了人们的忽视。

《可复原的人民，可复原的星球》报告开篇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已经取得了旷绝古今的繁荣；在减少全球贫困方面的力度也极大；科技发展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驱除了许多疾病，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方式。

而另一方面，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依然挥之不去，并在许多国家愈演愈烈。对此的短期应对策略就是不断地鼓动消费主义和借贷，再和全球人口增长——即将在2040年达到近90亿——结合在一起，使得

在华盛顿特区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中，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美国决策者应该关注美国本土开展的生产活动，雇佣美国工人，而不是在美国合法注册，却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开展生产活动的公司。他引述了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经进行的某项研究。20多年前赖克就曾警告说，美国跨国公司将就业和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做法导致其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背道相驰。

萨默斯和赖克认为国家经济政策的焦点应该是美国的竞争力，而不是个别公司的利益。同意这种观点并不难，但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之间区别特别明显，这很容易误导人们。

2009年——能获取全面数据的最近一年——美国运作的企业数量近30万，跨国公司仅有2226家。美国的跨国公司往往是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研究密集型及贸易密集型企业，而造成美国经济活动所占份额比例严重失调，它们难辞其咎。

事实上，2009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美国私人（非银行）部门创造的价值中占23%，在资本投资中占30％，在研发中占69％，在雇员补偿中占25％，在就业中占20％，在进口中占51％，在出口中占42％。同年，2220万美国跨国公司员工的平均补偿为68118美元，这比总体经济的平均值高出25％左右。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占到其全球销售额的63％，占到其全球就业的68％，占到其全球资本投资的70％，占到其总雇员补偿77％，占到其全球研发的84％。国内研发及雇员补偿所占比重甚大，这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有强劲的动力，以保持它们在美国待遇丰厚的研究密集型活动，这对于美国的熟练工人和国家的创新能力来说是个好消息。

在很多批评家眼里，欧洲货币联盟看上去极像1913年之前的金本位——在大相径庭的经济体间维系固定汇率。但这样的相似性真的像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坏吗？

批评历史金本位的出发点在于塑造信心的制度性力量。完全固定的汇率排除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从而导致大规模外部失衡极难消除。而由此带来的负担并不是均匀的，因为赤字国面临着更大的通过通缩调整的压力，相比之下，债权国不得不承受通胀的压力要小一些。

悲观派尤其担心金本位类比和教训。他们预测，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欧洲都将经历低增长。而从政治上说，赤字国的通缩调整过程将十分痛苦和艰难，以至于许多悲观派认为迟早无法持续下去。

但欧元批评家在用金本位作类比时应该更谨慎些。与任何真实世界制度一样，欧元制度的复杂性、趣味性和实际政策可能性都要比教科书上所写的多得多。

首先，并不存在因某些所谓的调整机制的特征所导致的自动通缩压力。整体通缩——或通胀——影响的问题取决于（过去是，现在仍是）货币总量。

因此，在大型新金矿被发现的时期——比如1849年加州淘金热以及19世纪90年南非、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金矿代因采矿技术进步而得到开发——古典金本位就会出现一定的通胀倾向。但是，在纸币时代，币值与某种贵金属（事实上，可以是任何一种商品）的实体存量之间的联系已不复存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央行放弃总体通胀率目标。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现代中央银行，包括欧洲央行在内，均以此目标为己任。

金本位的第二个教训是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边界。20世纪90年代初，决策者、市场参与者和经济学家均认为欧共体的“1

近日民企处处地雷，叫人惊讶企业账目的「表」里不一，事实是贵为泱泱大国，同样忍不住搬弄数字，美化经济数据及财政状况，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最近也发表报告，详列各国政府炮制财政幻象（ Fiscal Illusions）的板斧，可视之为主权国家的红旗。民企狙击手浑水研究，胃口其实可以再大一点。

尽管国家前总理朱镕基曾大声疾呼「不做假账」，但地方官为营造美好政绩，依然乐此不疲，早前山西河津市的统计局，强迫一些酒店、煤企及铝厂，向中央虚报严重失实的数据，令国家统计局近日要订立举报机制，鼓励民众检举地方官这些虚报个案。

内地省市 GDP　劲过全国

统计局早被这些地方上报的数字，弄得头痛不已。事关去年 31省政府汇报的 GDP合共 51.8万亿元人民币，较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多出 4.6万亿元人民币，于是，经济增长比全国水平高的省分竟占大多数！早前官方与汇丰各自编制的采购经理指数，走势突然南辕北辙，官方数据的表现远比汇丰的版本好，自然又惹人质疑。

沉溺于数据化妆术的，还有阿根廷。当地政府为免通胀数据吓人，并要为此紧缩经济影响就业，可说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撤换了不听话的统计局主管，继而要挟当地的民间经济师，不要胡乱作出与官方数字不符的通胀预测，并向不理会劝喻的惩以巨额罚款。

阿根廷的官方通胀数字虽然接近 10%，但仍较民间的估计 25%低得多，压低通胀的方法，是将小数字删掉，把价格急升的商品剔出计算通胀的一篮子货品，又把公共服务的成本视作工资而不予反映。

阿根廷压通胀　靠玩弄数字

美国最高法院开始考虑合理医疗费用法案（这一历史性的医疗改革方案被奥巴马的对手嘲笑为“奥巴马医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0年颁布了医疗改革法律，但是当年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口却创下历史新高——大约50万美国居民（1/6的美国人口）无力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

这一惊人数字产生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2008年爆发的经济衰退，长期的政治和政策选择也有难辞其咎。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这一教训很简单：避免美国的私人医疗保健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通过政府资助的预付系统为医疗保健买单，美国却是例外。富裕国家每年平均医疗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其中80％以上来自公共资金，只有14％用于医疗服务。公共财政（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监管下的合作保险基金也等同于公共融资）为大多数医疗服务买单，私人保险只补充提供极少的额外服务。

多数富裕国家之所以选择公共融资方式来资助医疗保健，主要以下几个原因考虑。首先，自由市场运作的卫生保健体系通常不能保证公平且效率低下。个人需求差别很大，但是私人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投保那些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例如那些已经生病的人，或可能会引发其他健康问题的糖尿病患者）。此外，那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承保人和病人）不可能获取必要信息以选择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与此同时，公共开支发挥着经济闸门的作用，可以控制国家整体开支，防止私人保险公司引发的成本快速上升。美国每年支出

自从穆巴拉克去年倒台以来，政治渴望就主导着埃及人民的公共生活。不幸的是，在政治渴望被满足的同时，埃及经济却步入了深度衰退，这也使得革命目标之一即改善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落了空。

事实上，埃及政客的民粹主义论调已成为自穆巴拉克时代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威胁。2004年，前总理那齐夫（Ahmed Nazif）开始了一项重大改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通过金融部门改革、疏通商业法规、开放对外贸易以及减弱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作用来是消除增长中的官僚主义约束。

2004年的改革消除了外汇管制、降低了进口关税，逐渐地改善了商业和投资环境。在有利国际条件的助推下，埃及年GDP增长率从2004年的4.1%提高到2008年的7.2%，2009—2010年全球衰退期间也维持在5%。这些新措施还有助于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使埃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从2004年的148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末的360亿美元。

2011年，经济状况几乎全面倒退了。年GDP增长率下降为越0.5%，而通胀率维持在两位数。失业率在第四季度达到了12.4%，2010年同期水平为8.9%。由于旅游业收入缩水40亿美元以及来自在外工作埃及人的海外侨汇急剧减少，经常项目收支迅速恶化。财政赤字增加为GDP的10%，这导致前几年一直在下降的政府债务（包括外债）水平提高到GDP的76%。

但是，最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是解放广场革命成功后一年来国际储备的减少。IMF估计，截至2011年12月，埃及外汇储备大约减少了一半，下降至18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经常项目收支恶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投资者从埃及收回投资。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美国经济送入了急诊室，此后，美国进入了艰苦的治疗和康复过程。最近，在先后经历了重症监护室和术后恢复室之后，美国经济终于可以出院了。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美国经济能不能走路，还在于能不能跑步和冲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前景。

你很容易就会忘记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的关键事件。在经历了经济学家所谓的“骤停”后，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部件要么衰竭，要么停止了运转——用医学术语讲，最重要的器官受到了严重威胁。

经济活动大幅衰减，失业率出现了飙升。信用停止了流动。银行处于破产和被国家化的边缘。国际贸易中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恶化。仅存的健康部分也因弥漫着恐慌和不确定性而不再进行有意义的招聘、投资和扩张。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因此，美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美联储也采取了不可想象的激进立场。

在大手笔干预经济的同时，美国决策者也与全世界同僚展开了密切沟通，敦促他们也采取支持举措。他们接受了建议，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全球政策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均参与其中。

在许多人看来，2009年4月举行的伦敦全球经济峰会是美国经济的转折点。变化是如此之巨，以至于许多决策者错误地认为将出现迅速反弹，特别是他们认为，历史表明，美国经济是有活力、有韧性的。而最终的事实令他们大跌眼镜，复苏的过程既拖沓又复杂。即使时至今日，复苏仍然暴露着美国经济结构性弱点的规模与范围。

在减弱了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后，如今美国经济终于可以自力更生向前走了——只不过脚步不那么稳健就是了。令人胆战心惊

在历史上，“公平贸易”这个词有着许许多多的含义。公平贸易联盟于1881年在英国成立以限制来自外国进口商品。在美国，商界以及工会都利用“公平贸易”法来构建经济学家约瑟夫?斯提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谓的“进口商品铁网屏障”。一系列“反倾销”法允许那些怀疑国外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企业要求政府征收特别关税来保护其免遭“不公平”竞争的威胁。

当然，那些好心的英国年度“公平贸易双周”组织者们可没有这些阴暗的保护主义思想。笔者也在活动中购买了两条公平贸易巧克力以及一罐公平贸易花生酱。他们可敬的目标就是希望绕过那些将农产品销往远方赚取额外利润的中间人，向发展中国家农民支付更高的产品价格。类似可可、咖啡，茶叶和香蕉这样的公平贸易产品与欧洲本地产品并无竞争，因此也并不存在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动机。

整个规则是这样的：通过满足“约定的劳工以及环境标准（比如最低工资和不施农药）”并以保底价出售农产品，穷国的农业合作社可以从公平贸易标签发放机构获得一个公平贸易标签。这一认证确保超级市场和其他零售商以额外溢价出售这些商品。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获得了高收入，而第一世界的消费者们则自我感觉良好：简直是天作之合啊！

发端于1980年代的公平贸易运动正在迅速发展。其中1997年的一次突破性进展则是英国下议院决定只提供公平贸易咖啡。到2007年底为止已经有超过600个生产组织——代表58个国家的140万农民——在销售公平贸易产品。时至今日，全英超市中1/4的香蕉都拥有公平贸易标签。但这些贴着公平贸易标签的商品（可可，茶叶和咖啡等）依然只占全球市场的一小部分——基本上少于1%。

最近，美国媒体关于汽油价格和政治的报道让我大吃一惊。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总统支持率与汽油价格高度相关：汽油价格上升，则总统支持率下降。但是，考虑到美国长期不重视能源安全和弹性，因此奥巴马政府需要对汽油价格升高负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冲击距今已有40年。我们从中学到了大量教训。短期影响——总是发生在油价快速上升时期——是抑制其他商品的消费从而拉低增长，因为石油消费的调整不像其他商品和服务那么快。

但是，假以时日，人们能够也将削减石油消费作为应对。他们会购买更多的节能汽车和电器，加强房屋隔热，有时甚至改乘公交出行。因此，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有很大不同，长期影响要小得多。你在节能方面做得越好，油价波动对你的影响也就越小。

在供给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短期，供给可以根据储备状况作出调整（如今，储备量可不多了）。但比短期大得多的长期影响则来自因油价高企产生的石油勘探和炼制激励。

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但一旦发生便能缓和不利影响：需求和供给曲线将因油价升高（或预计升高）而产生移动。

就政策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不可不谓有为。汽车节能标准出台，并由汽车制造商开始实施。各州也行动起来，各自制定了住房和商业地产的节能激励措施。

但此后石油和汽油价格（经通胀调整）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下跌期。意在节能和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大多都失去了效果。整整两代人都将油价的下跌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如今出现了要求补贴、抗议涨价、寻找罪魁的风气：政客、产油国和石油公司无不成为公众观点调查报告千夫所指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