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man的博客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关于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人们提出了两种观点。理解这两种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对政客——从而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健康和稳定——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第一种观点是，政府完全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政府没能胜任，政客则在追求自身利益。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是政治右派——比如那些认为2008年金融大崩坏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住房政策的人。

在美国共和党内争夺11月与奥巴马竞选总统人选的候选人中，罗恩·保罗（Ron Paul）一直宣称，对于银行业出现的状况，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答案。他指出，如果政府能更彻底地从金融部门离开（包括撤销美联储），那么美国经济将运转得更好。

第二种观点是，近几十年来，金融部门一直在努力游说去监管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说服政客这才是安全而现代化的银行业方式。根据这一观点，政府政策并没有失灵，相反，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游说团体花钱收买所要达到的效果。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罗恩·保罗提出的政策药方就没什么吸引力了。除非你认为现代金融部门真的可以在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监管（包括银行不必对存款提供保险）的情况下运转，否则，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官员的政策偏好，而在于金融部门游说集团有能力说服官员出台这样的政策。

IMF的伊甘（Deniz Igan）和米什拉（Prachi Mishra）的最新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证据支持第二种观点。在这篇题为《三个人的公司：华尔街、国会山和K街》（Three’s Company: Wall Street, Capitol Hill, and K Street）的报告中，两位作者研究了大量关于美国金融部门公司游说的数据。

过去7年来，新兴市场的表现令人刮目。在经济增长、债务-GDP比率、反周期财政政策以及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评分方面，它们的表现远好于发达工业化国家。

但是，进入2012年，投资者开始怀疑新兴市场可能会因新一波“去险”行为而遭遇回调。中国会经历硬着陆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打击拉丁美洲吗？欧盟主权债务乱象会蔓延到土耳其等邻邦吗？

事实上，鲜有人认为土耳其在近年来所出现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巨额贸易赤字共存的现象会持续下去。类似地，巴西和阿根廷的高GDP增长时代也有可能很快便会逆转，特别是全球商品价格出现下跌的话，而如果中国经济走弱或全球真实利率在今年开始上升，商品价格下跌并非不可能。至于中国，可能因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银行被迫处理坏账而出现硬着陆。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世界银行已经在其《2012年全球经济展望》中调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巴西的GDP年增长率在2011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停滞，2012年预计将增长3.4%，比2010年的记录低了一半。由于印度在今年下半年出现了急剧减速，因此南亚也将结束为期6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增速达到了9.1%）。预计2012年，该地区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只有5.8%。

三个方面——实证、理论和推理，每个方面都带有假设性，并非板上钉钉——支持关于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将在2012年大幅疲软的担忧。

市政方面，我们可以看历史数字：新兴市场似乎每隔15年就会发生一次危机。1982年年中爆发哦的国际债务危机始于墨西哥，然后蔓延到拉美和其他地区。东亚危机发生于15年以后，在1997年年中袭击了泰国，然

这不是不买苹果的理由

去年第四季业绩再创新高，股价在场外交易时段冲上 450美元新高，以逾 4000亿美元的市值，又再超越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最大上市公司。不过，我相信 450美元这个数字，即使对很多一直看好苹果的人来说，也充满着酸溜溜的感觉，甚至可能会有点心理不平衡。

低沽后买不回来　只剩下做观众

本人有朋友说，他曾经以50美元买入苹果股票，70美元沽出。我的同事两年前卖了自住的物业，呎价 4000元，转租屋，他认为楼市见顶，一直等待楼价下跌再入市，他售出的物业，现在的呎价是 6000元。我敢肯定，朋友和我的同事不会再买苹果股票和香港物业，他们会不停向朋友提起这件事，一边讲，一边嗟叹，但又一边希望苹果股价和香港楼价下跌。朋友和我的同事犯了一个行为财经学（Behavioral Finance）的普遍错误，叫 Anchoring。

行为财经学的中心概念是，人不是理性动物，我们以为自己是精明投资者，其实受七情六欲影响，很多时候做出对自己利益受损的事情。 Anchoring是我们对一个数字产生不合理的感情联系，其实这个数字跟你需要作的决定全无关系。朋友和我的同事不容易忘记 70美元沽出苹果和呎价 4000元卖出物业，这两个数字像一个锚，留在他们脑海中。一提起苹果和楼价，这个锚立即出现。

Anchoring左右投资决定

我们以为自己怎样独立、理性处事，实情是我们欠缺自信，在大海中要找一些自己感觉到有安全感的东西做水泡，例如一个以前出现过的数字，虽然这个数字在今日的环境已没有意义。我们揽实这个数字不放，是因为我们骨子里懒惰，不想去多想，

如今，欧洲上空飘荡着债务的幽灵。这个幽灵令所有欧洲领导人心惊胆寒。为了把它赶走，他们正在把各自的经济推向磨难。

但这一招似乎并不显灵。他们的经济仍然蹒跚，而债务并没有停止增长。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刚刚下调了欧元区九国主权债务评级，法国赫然在列。英国很可能将步其后尘。

如果你还没有被愚昧蒙蔽了双眼，那么这次大面积降级的原因就很容易看清。如果你有意要让GDP下降，那么你的债务-GDP必定会随之上升。削减债务，除了违约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经济增长起来。

担心债务乃是人类本能；因此，消灭债务的政策目标在普通公民眼中断然是不会错的。众所周知，财务债务的意思是欠钱，通常是借来的钱。如果你对到时候无法偿还所欠的钱感到不确定，那么你的债务就会让你产生焦虑。

这种焦虑已经转移到了国民债务层面，也就是政府欠其债权人的债务。人们会问，政府将如何偿还它们所欠下的数千亿美元债务？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所言：“政府债务和信用卡债务是一样，迟早要还的。”

接下来出现的是，为了偿还（或至少减少）国民债务，政府必须消除其预算赤字，因为支出超过收入会继续增加国民债务。事实上，如果政府行动不力，那么国民债务将变得——用今天的行话讲——“不可持续”。

在这里，仍然可以用家庭债务来类比。我的逝世并不会让我的债务消失，稍有头脑的公民都知道这一点。我的债权人将拥有对我的财产——即我准备遗留给子孙后代的所有东西——的第一索偿权。类似地，政府长期未能偿还的债务也将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我可以从政府的铺张浪费中获得好处，这得由我的子孙后代买单。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历3年，但我们的世界依然面临着棘手的渠道堵塞问题。信贷管道依旧不甚通畅，只有靠中央银行来回疏通，然而这些央行的能力也正逐渐减弱，使得被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收入不平等恶化以及错位债务绊住了手脚的西方经济体面临着另一系列的风险。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去建立更多的管道来补偿和替代这个受损的体制。

当前的状况中存在着两种看似互相矛盾却同时存在的述事。第一种述事描述了这样一个现实：大多数大型企业都能毫不费力地从资本市场获得新融资。它们成功地延长了自身债务的到期日，积累了现金，还降低了未来所要支付的利息数额。总而言之，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如今“坚如磬石”。

而另一种述事则描述了一个截然相反却同样符合逻辑的现实。太多小型企业和家庭依然无法以合理的条件获得贷款。这包括那些依靠银行信贷的企业以及许多过去高利率抵押贷款的持有者，有些人的剩余还贷额甚至比房子当前的市场价格还高。

从各个角度看来，这种事态的窘迫境地——那些能融资者的不屑一顾，融不到资者的求之不得——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问题。如果不加理会的话，就将引发一个逐步成形并随后加速的经济重新去杠杆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最为高昂的首轮成本——更漫长的失业和增长危机——不相称地降临在那些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人身上。而在接着那一轮进程中，随着这个系统逐渐解体，即便是那些拥有健康资产负债表的人们也会遭到波及，并加速他们脱离这个去杠杆化世界经济的进程。

而上述这一切都将减缓社会流动，撕裂原本已经出现漏洞的社会安全网，使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并令人严重忧虑当今全球金融系统的运作功能和稳定性。

去年，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事情终结了摇摇欲坠的旧秩序，为阿拉伯地区开启了期待已久的新时代。但这个新时代会是什么样，目前仍是个有待观察的问题，因为该地区的国家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开始崩溃的旧秩序并不局限于从前的政治体制。该地区的整个价值体系——由独裁体制所造就的政治文化——正在发生转型。阿拉伯人身上流淌着一种专制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和软弱，正是这种自卑和软弱造成了绝望、愤怒、暴力和偏狭。

但无论如何，这一远未完成的转型——事实上，可能还将持续多年——已经开始产生成果了。如果没有2011年的爆发，那么阿拉伯人将度过又一个独裁的年头，大街小巷上流传的将更多的是王朝传承的问题。而这将加重普通阿拉伯人的自卑感，他们已经受够了日益严重的压力，政府官员及其裙带资本家会继续吮吸公帑。

阿拉伯媒体将继续无原则地赞美该地区的总统及其家族，而事实上他们攫取了发展计划的果实。教育将继续停滞不前，因宗族、部落和宗教的不同而彼此割裂的阿拉伯社会将经历越来越多的冤冤相报和暴力相向。每一年，成百上千北非年轻人将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搭“死亡之舟”去国外寻找工作和更好地生活，他们之中的幸存者能够成为欧洲的二等公民。而阿拉伯人的愤怒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导致恶性的伤害和毁灭。

阿拉伯年轻人挽救了阿拉伯地区的命运。他们的责任心和团结重塑了人们的自信心。旧体制的反对者冷静勇敢地示威，不同的观点可以不带成见地共存。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伊斯兰主义者、自由派和左派在反抗过程中走到了一起。我们看到，穆斯林和科普特教徒在开罗互相保护。在也门，我们看到当地部落成员在女诺贝尔获奖者卡尔曼（Tawakel

荷兰出生的英国哲学家兼讽刺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其1724年出版的经典名著《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中用一首长诗来描述一个原本繁荣，却突然选择以节俭为美，放弃一切额外支出和奢侈消费的（蜜蜂）社会，诗文如下：

地价房价骤跌；

那些为享乐而建的，壮丽宫殿，

那些底比斯式的，雕梁斗拱，

都要转手；……

建筑行业尽毁

营造者们也失了业；……

那些幸存者们，变得克己而勤奋

不为消费，只为生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都启动了紧缩政策，而这首诗的内容听上去也与它们的近况极为相似——莫非曼德维尔才是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先知？

《蜜蜂的寓言》从出版至今依然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并引发了大量的争论。而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政府所采用的紧缩政策以及个人消费支出的缩减，都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衰退。

但我们怎么知道曼德维尔对于紧缩的判断是对的？他的研究方法——一首阐述自身理论的长诗——往往难以令当今的人们信服。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里辛纳（Alberto Alesina）最近总结了一些关于政府赤字缩减政策——即支出缩减和/或加税——会否导致这类负面效应的证据：“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大大的‘不’字。”有时（甚至是经常性的），经济会在政府大幅减少赤字后蓬勃发展；有时（但只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紧缩政策能以上述手段提振信心并激发复苏。

我们必须谨慎地研究这个问题，并意识到曼德维尔所提到的状况实际

欧洲政治领导人大概就要在财政计划上达成一致了，该计划的实施可能将欧洲推向严重萧条。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欧洲国家采用欧元前后应对需求下降的反应中一窥端倪。

已法国为例。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会怎样应对出口需求骤减的局面？如果政府对此无动于衷，那么产量和就业将下降。为了防止这一幕，法兰西银行会降低利率。此外，收入的下降会自动减少税收流，增加多项转移支付项目。政府可能会从过增加支出项目和降低税率来进一步补充这一“自动稳定器”，增加财政赤字。

此外，出口需求的下降会自动使法郎相对其他货币贬值，降低利率也会加速贬值。这样一种货币、财政和汇率的变化组合将次级生产和就业，防止失业率的大幅攀升。

但使用欧元后，三大反应渠道中有两大被堵死了。法郎不再能够相对其他欧元区货币贬值。法国的利率——以及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利率——都由欧洲央行决定，而欧洲央行的决定是基于整个货币联盟的需求情况做出的。因此，法国唯一可以使用的反周期政策只剩下了财政政策：降低税率、增加支出。

这样的应对措施会导致更高的财政赤字，但在现今欧元区国家无法使用货币政策稳定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自动稳定器就显得愈加重要了。欧元区国家没有货币工具可用，汇率调整之路也不可行，因此，自然就只能动用能够自由裁量的周期性减税和增支政策了。

不幸的是，不少欧元区国家只有在景气阶段才能增加财政赤字，疲软阶段无法这么做。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国债增长既受“周期性”预算赤字的影响，也受“结构性”预算赤字的影响。

过去十年来，欧元区汇率令人奇怪地没有对财政政策和债务水平的国

纵观整个金融危机时期，欧洲央行的行为一直都在自身“能做什么”以及“允许做什么”之间踌躇不定。

欧洲央行是欧盟唯一能向各国政府提供无限量融资的机构，但该行自身的管治规定却禁止其对政府进行紧急援助。但即便如此，欧洲央行依然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而间接缓解了各国政府所承受的还债资金压力。在近18个月以来，该行一直在其证券市场操作程序（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的指导下从二级市场买入相关政府债券——约值2000多万欧元（近2540亿美元）。此外它还向银行部门提供贷款，比如最近启动的一项三年期再融资行动就从计划向欧元区银行发放4890亿欧元资金。

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去年12月初向欧洲议会做出的演说中强调了自己无限支持各银行以避免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的决心。而欧洲央行随后在圣诞节前放出的巨款则似乎就是为了印证这一点。

德拉吉把是否将这些流动性用来购买高回报政府债券的决定权留给了各国银行。而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法国央行（欧洲央行成员之一）则毫不遮遮掩掩，直接敦促意大利和西班牙各大银行购买本国政府的债务。

这种敦促行为背后的政治逻辑其实相当直白。如果那些银行不断购入本国政府的债券，那么所有公共债务将逐渐被重新国有化，而那些资本不足的银行近来只向本地区发放的私人部门贷款也将如此。这个所谓“萨科齐套息交易（Sarkozy carry trade）”并不能消弭主权债务崩溃所带来的系统性后果，但却能破解一个微妙的政治态势：本身已经极为脆弱的各欧元区政府却被其中几个国家的银行所劫持，只能被迫持有这些银行。而法国人正是从希腊身上得到了这个教训。

「要保住法国的 AAA评级，需要一个奇迹。」法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管 Jean-Pierre Jouyet去年底曾说。结果，奇迹没有出现，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上周末一口气下调了包括法国的 9个欧洲国家的信贷评级，「诛九族」还未够，昨日顺便将欧洲救市基金 EFSF的 3条 A降级。奇就奇在，市场对这负面消息好像麻木了，浑没当作一回事。

如果以为市场只是对降级太习以为常，以致不懂反应，便太天真太傻。要了解市场的冷静反应，要从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一名理事的投诉信说起，该名理事上周以欧洲央行的名义，去信欧元区成员国的谈判人员，指成员国月前同意设立更具约束力的财政纪律限制，以防止区内政府日后再出现财赤失控的情况，不过落实到细节时，却加入可以在经济严重下滑时放宽限制的条款，变相削弱措施的威力。

紧缩乏约束力　央行发火

欧洲央行这样光火，是因为有被搵笨的感觉，事关当日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讲明，要成员国政府理顺自己的财政，才会更进取地救市，买欧猪债及注资市场，其后欧央行亦推出了被视为曲线量宽的无上限 3年期贷款措施（ LTRO），向银行狂借近 5000亿欧元，稳定了市场，压低了债息及推低欧元。

虽然德拉吉对于措施是否疑似 QE时，讳莫如深地说：「各地有各地自己的法规，更有自己的词汇。」但市场普遍觉得，是次 3年期贷款，解决了银行的短期融资需要，又为猪债带来购买力，即使有说资金仍然囤积在欧央行的储备中，未有令实体经济受惠，但起码为增加借贷供应制造了条件，其效用与 QE无异。瑞信便估计， 2月欧央行会再推出新一期 3年期贷款，届时可能会借出高达 1万亿欧元，印钞的程度，将会超过联储局在雷曼爆煲后的水平。

民主主义在应对危机之时是否过于缓慢？民主制度在制定长期计划时是否显得过于稚嫩？

在许多世界上的发达民主国家都处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关键。例如，意大利首相马里奥·蒙蒂很有必要，用合情合理的雄心壮志出台全方面的改革政策。他既有能力而且又正直可信赖，但却面临着拟结构性所带来的阻碍。过去领导人拥有三年的时间使选民们信服他们出台的政策所带来的利益，但当今的临到人却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说服全球金融市场支持他们的政策

蒙蒂被一些意大利的立法委员所阻挠，这些立法委员，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不懂改革和市场，但却要求短期而又立竿见影的明确结果。蒙蒂能否超越自身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运用足够的意志力和阐明事物的透彻能力去实现这一行动？

同样，美国的政治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功能失调。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日前评论道，无论谁会取得2012年总统选举的胜利，“选民主义”都有可能会压倒“民主主义”。三权分立，是美国建国领导人在Montesquieuz这样的哲学家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治国纲领。但这一原则现如今将美国领向了几近瘫痪的状态。

民主主义不仅由于其在危机爆发时期反应时间过慢而备受打击；而且当人们想要对将来制定长期的计划时，把自身因素考虑进去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也使民主遭到不小的冲击。在大西洋的两岸的国家，政治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贡献，但是当他们在实际做贡献的时候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连任。他们似乎一直由于结构问题而被指责为短期主义。

但是，并不是因为民主主义的“时间问题”，而致使这种民主主义的时代似乎就

台湾总统选举翌日，《联合报》报道中、港两地知识分子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欣羡之情，引述了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周保松的博文：「为台湾人民骄傲。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台湾的胜利。在这样的和平有序理性的华人民主选举面前，那些反民主论，如精英论/国情论/中国道路论/儒家传统论/中国人没有素质论/民主导致社会大乱论等都显得苍白无力！」

其实还有一反民主论，特别多香港商界头面人物，拿来吓唬香港人，它是「民主有碍经济发展论」。持此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敢言的恒隆系主席陈启宗，他多次公开批评民主制度没有效率，扬言西方也开始怀疑一人一票的民主有很大问题，香港一国两制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功能组别保障了精英参政，不应该撤销。

直选总统后　台经济胜港

之前曾提出港、台经济发展的比较数据，显示台湾过去十多年实践民主，并没有窒碍经济发展，正好响应「民主有碍经济发展论」。我想借用一下这些数据。

台湾 1996年首次直选总统，由 1995到 2010年的 15年，台湾经调整购买力的人均 GDP，增长 1.36倍，香港同期只升 1倍。

这 15年间，台湾经调整购买力的 GDP总额占全球比重，由 1%增至 1.1%，香港仍然是 0.44%，没有变化。台湾这 15年的失业率，平均为 4%，香港是 5%。用来量度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 0至 1，数值越高财富分配越不均），台湾只有 0.33，香港是 0.5，在已发展经济体中最高。

韩民主化未损经济增长

台湾的通胀率， 15年来介乎-0.9%至 3.7%，香港是-3.9%至 9%。

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实现全球合作将日益困难。美国和欧洲如今负债累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国内的问题已经自顾不暇——它们不再能制定国际规则并期望其他国家遵守规则。

中国和印度等崛起中的大国非常重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这强化了这种趋势。这使它们不愿遵守国际规则（或者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规则），因此不太可能像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做的那样对多边机构进行投资。

因而全球领导和合作仍然有限，要求在世界经济治理方面做出谨慎的反应——具体而言，即一系列更少的规则，认可各国情况的不同并要求自主制定政策。但是20国集团、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多边论坛上进行的讨论似乎表明，正确的补救方法是大同小异的——在国家政策方面制定更多的规则、更加一致以及更加有纪律。

回到基本问题上来，“自主权”原则为思考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它告诉我们，哪些政策应该由全球协调或统一制定，哪些政策应该基本上由各国国内决定。有些领域，我们需要广泛的全球治理，有些领域只需少量国际规则就够了，该原则将这些领域区分开来了。

经济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个极端是国内政策，这些政策不会（或者很少）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教育政策不需要国际一致通过，可以放心地交给国内的决策者。

另一个极端是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政策：每个国家的结果不是取决于国内政策，而是取决于所有其他国家政策的总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政策领域内，有充分理由建立富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这是因为每个国家要是根据自己的规则行事，都会有意忽视自己对维护全球共同利益应尽的那份责任。全球无法达成协议将导致所有国家集体遭殃。

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6年里，实际上所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都消失了，主要原因是低效和低增长。如今，市场、价格信号、分散管理、刺激措施以及回报驱动的投资几乎是各地资源分配的特征。

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在道德上更胜一筹，尽管市场需要自由选择才能有效运行。与其他工具相比，市场工具在刺激措施、效率和创新方面正好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市场并不完美，当面临外部影响（个人行动所带来的无法计价的后果——比如，空气污染）、信息差距和不对称性以及协调问题（当有多项平衡，一些平衡比另一些平衡更重要时）时，市场就会表现不佳。

但是市场有更加根本性的弱点。具体点说，大多数社会都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市场和竞争并不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当今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各国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都有不同的表述——是稳定、分配公平和可持续性。

先谈一下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基本上分散但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电子网络、供应链和贸易网络以及连接不同实体资产负债表的金融网络。市场的刺激促使当事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运营网络或改进部分网络。但是假设——通常是一种信仰——是总体而言仍然是稳定的，恢复力没有理论和经验依据。实际上，这似乎不准确。

比如，高效的网络常常没有恢复力，原因是有恢复力的网络有过剩现象，效率不高，人们知道这一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恢复力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东西，适当的剩余量创造了恢复力。

在分散的结构中，在局部最优化过程中，剩余量往往供应不足。这就是去年海啸袭击日本破坏了许多全球供应链的原因：就承受冲击而言，它们以前太高效了，现在仍然是如此。

40年前今天几个已经成为教授的学生在英国牛津市一条繁忙的街道上散发传单，抗议用密集式笼箱养鸡的行为。大多数接过传单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鸡蛋原来来自于那些极为窄小，以致连一只鸟都无法完全伸展双翼的笼子——而常规操作中这么一个笼子要装下四只母鸡。而那些母鸡根本不能随意走动或是在窝里生蛋。

许多人都为我们这帮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叫好，却也告诉我们说想要这样的大型行业发生变革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错了。

从2012年1月1日起，在这种笼子里饲养母鸡就是违法行为，不仅在英国，还包括全部27个欧盟国家。你依然可以把母鸡养在笼子里，但必须提供更多的空间，而且笼子内必须配备鸡窝盒以及磨爪柱。上个月，英国母鸡福利信托基金的成员向一只名为“解放”的母鸡提供了一个新家。而据他们所说，这只母鸡是英国最后一批还住在密集笼箱里的母鸡之一。

在1970年代早期，当现代动物解放运动发端之时，没有任何大型组织发起抗议密集笼箱养鸡的行为。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是所有动物保护组织的始祖——早已失去了成立之初的锐气。该协会把焦点放在了某些单独的虐待个案之上，却不去质疑那些在已经在农场和实验室中形成常规的虐待动物行为。最终新一代动物保护分子成功联合起来，才使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走出这种自以为是的状态，投入到反对密集笼箱养鸡以及其他集中饲喂动物的运动当中。

最终，新的动物权利运动成功接触到了更广大的公众。作为回应，消费者们开始选择购买那些来自放养鸡的鸡蛋，而一些超连锁级市场甚至停止从密集笼箱养鸡厂采购鸡蛋。

在英国以及某些欧洲国家，动物福利已经成为了重要的